江雪，原《华商报》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现为独立媒体人。代表作包括黄碟事件报道、“星火案”系列访谈、中国律师系列访谈等。
二十年前，出身法律专业的江雪想做关乎公共利益的工作。因偶然看到一句“我的透明的《华商报》”，她转行做了新闻，“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
回忆起自己的记者生涯，江雪认为2003年具有启蒙意义。刚入行时，她对业务的理解还是“信息采集员”， 2003年的孙志刚案报道、SARS 报道、“黄碟事件”报道重塑了她的认知，“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
2015年，江雪脱离机构，成为一名独立记录者。她开始关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议题，记录宏大事件中小人物的故事。在她看来，记者不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你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本文原刊于由四川大学《常识》杂志（微信公众号：changshibkt），记者王伊文、徐畅，编辑张颖钰。全球深度报道网经授权转载。
“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Q：你本科是学法律的，为什么后来去了《华商报》工作？
A：我毕业后本来是在国有企业做法务，当时我父亲希望我回到家乡，做一些更安稳的工作，但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跟公共利益有关联的。那时候不得已去做法务，但是知道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
我想着不行就读一个中文研究生，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之前就想读文学。读研究生需要报名嘛，我骑自行车路过，正好看到报社在招人。那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做了一个街边广告，放在大的玻璃里面，叫“我的透明的华商报”。
我第一次意识到，噢，报纸可以是透明的。96年、97年那时，市场化媒体都在发展，他们都有这种意识，做一份让民众喜欢的报纸。那时候我对媒体的功能都没有什么认知，反正知道报纸上肯定可以写作啦，然后就去应聘，很顺利地就去那了。
Q：你不是科班出身的，当时转做媒体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A：我倒觉得做记者不需要科班出身，学法律还挺好。其实我后来回望的时候，我觉得做记者最重要的素质还是问题意识。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多问题意识，只是记录事件和现场。但是慢慢地，当你想做一个好记者的时候，就要有问题意识。重要的是你在一个领域要建构起大体的框架。
我最开始是在社会新闻部，这种其实是最锻炼记者的，因为你要跑很多突发新闻的现场，这个过程也会锻炼写作，你要写消息，还要满足新闻五个w的要素。
Q：那时报纸的运作模式是怎样的？
A：这要讲到1990年代的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一批报纸应运而生，发展到2000年，各地都有一份比较强势的都市报。国家不给它们拨款，报纸要自己养活自己，必须要有公信力，才会换来广告，换来订户。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这样市场化的媒体发展起来，我所在的这份报纸是其中之一。
《华商报》很快成为当地最强势的报纸，一直占据后来十多年的市场。当时这份报纸的宗旨是，提供真实的新闻与信息，把普通人生活中的问题放在重点位置。
那时候的报纸都有跟读者互动，每一家报纸都设置热线电话，读者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线索一经采用都有奖励，一条新闻线索最少奖励五十块钱，在当时还是比较多的嘛。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还有千元奖励。
所以我所在的报纸，大概一年多就发行到了四五十万的份额，成几何倍数增长。那一拨市场化媒体都有野蛮生长的经历，因为公众还是有信息的需求，只不过以前没有载体或管道，这种报纸出来以后很快形成比较暴利的盈利模式。有了钱以后他们慢慢建立记者队伍，也会投入到深度报道等给他们增加公信力的形式。
“记者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
Q：你之前说记者就是“信息采集员”，后来你对记者的职业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A：刚开始做记者，其实就是信息的采集员，但是天天去做信息的采集员，你会不满足嘛。见过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背后可能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个启蒙的过程。2003年对很多在今天还关注公民社会的人都是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比如说孙志刚事件的报道、SARS报道等等。
那时候我做了“黄碟事件”的报道，我是学法律的，我就从中发现公权和私权边界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是警察权被滥用，警察权代表公权，个人权利其实是私权。从法学的高度就是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要做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要通过行政、立法相关的程序。对私权来说，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我做的就有权利去做。
Q：说到“黄碟事件”，你后来做了《死囚枪决前4分钟 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这也是一篇和法律有关的报道。
A：这个事件也是有意义的，它涉及到死刑，后来从事件本身延伸到死刑复核权。死刑复核权有一个收回最高法院的过程，最初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后来北大的陈兴良教授专门写过《中国死刑检讨》，就是用我那个案例做分析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早期的跟法律相关的一些新闻，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社会意义。它可能不是什么很成熟的新闻作品，也很粗糙，但还是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那是一个草莽的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训练，是带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做记者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正义的角色，想让你的报道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会老被自己感动啊，认为自己做的事还蛮有意义的。那个阶段慢慢过去之后会冷静下来，有了问题的意识，你会更成熟一点。
Q：2008年汶川地震时你也去了灾区采访，做灾难报道和平时的常规操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A：我是五月十七号去的。那个灾难太大了，十七号很多地方救援还是没有结束，还在找幸存者。我当时先到了青川、绵阳，然后又到了映秀那边。后来也有同行借这个机会，来写中国媒体记者应对灾难报道经验的缺乏，那么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媒体人也是懵的。你到现场会发现到处都惨不忍睹，有的记者就直接说受不了，不能再做采访，会觉得你在采访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当时到了现场之后，我注意到一个志愿者的点，那一年也被称为志愿者元年，上百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过去，这也是公民社会很重要的部分。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了很多个这样的场景，每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来帮着分发物资。
2014年鲁甸地震我也去了，发现跟之前就不太一样了，所有的志愿者都是安营扎寨在一个大院子里，会有为大家共同服务的NGO在现场工作。
有云南的公益人说，鲁甸地震的很多志愿者机构都是汶川地震之后成立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志愿者都是自发的，很多人都是在飞机上发现彼此，大家比较随机地搭配。但鲁甸地震的时候，他们去之前就形成组织了，他们会在网上联络，彼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系统。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有了互联网，互联网帮助我们把群体连接起来，然后进行社会事务的建设。
Q：这些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A：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一个采集信息的人。你会慢慢地、隐约地感觉到，做一个记者其实是可以和这个国家的脉搏同频共振的，这个国家在进步，媒体人在中间扮演角色。作为一个记者，如果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作用。那个时候慢慢会有一种自觉感，会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做这种事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江雪在采访翻译家田保荣，左二为江雪（摄影：王天定）
转做独立记录者：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
Q：2015年你离开机构媒体，转做独立记录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有什么顾虑吗？
A：其实当时我想着最多三年为期。我之前做媒体有点积蓄，其实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是说没有经费的支持，能暂时过渡一段时间。作为独立记录者，跟读者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话，还是会有读者愿意去为你打赏，支持你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独立记录者，来自民间，接受民间的支持是正常的。
Q：你的这种独立意识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
A：可能有很小的影响。当我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之后，我比较向往自由，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就要去实践，我就会把它作为一个我的生活方式来实行，我可以让自己活得尽量像一个自由的人。
Q：如果受访者因为你不是机构媒体记者而对您缺乏信任，如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呢？
A：他们知道之前我写的一些东西，会对我有信任。他们知道我是关注他们这个故事，我也会写得很有人情，会有“人”，会尽量去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其实你之前写的东西都会成为你形象的一部分。
Q：成为独立记者前，做报道更关注事件本身？
A：之前还是关注故事本身，后来更多还是从故事的角度去讲。很多故事我还是从人物来切入，都是叙述人的。我觉得和大的历史的宏大叙事比起来，人的故事还是很让人印象深刻，能够引起人的共鸣。
Q：你写的《九一五西安之痛》，讲了重伤者李建利的故事，中间有很多他生活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怎么获取的？
A：主要就是跟他聊，他给我拿来一些照片，从中也可以推理出一些信息。因为细节就是作为一个有心人会去追问的。比如说我记得他弟弟说：“前几天有人要给我一个日本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敢用，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帮人会冲进家里，说我用日本的一个什么东西。”
Q：您还关注了一些民间艺术家，为什么会关注到这个群体？
A：这些其实是他们有一帮艺术家到西安去折腾，有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在西安美术馆去看片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艺术家告诉我，他的作品并不是拍了这个片子，而是这三百多个出租车司机，第一次来到美术馆，实现了一次聚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没有发挥它的公共作用，艺术家为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并把他们聚集到公共空间去记录，艺术家认为他作品最大的价值在这里。
我觉得这打破了我们观察的一些思维障碍，他会拐个弯，留一点东西在那里。艺术家们成了一个事实的挖掘者，但他们的方式会很含蓄，我觉得艺术的方式也可以是成为一种补充，在今天，各种领域方式方法的探索都挺可贵的，能够引导对公共领域的关注都挺重要的。
Q：看你三年来的新年献词，感觉你并不乐观？
A：我倒不觉得，我每次都是在悲观中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柔弱的生命的东西，慢慢它会长得像小草一样，不死的话它会长大。因为我觉得每个时代遇到很多的挫折，大家行动着会有一种无力感，但是对个体来说，对抗无力就是做你当下该做的事。
Q：如果要做一个独立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
A：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丰富的非独立记者时候的经验：要有人脉，便于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一些人；你要积累一定的口碑，别人会对你比较信任。比如说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可能我不是一个多么好的写作者，但同行也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事实上我在转发朋友圈、转发消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核查，这些东西是长期的积累，会让别人对你多一些信任吧。
江雪采访“星火”见证者顾雁、向冰鉴两位先生。（江雪提供）
直面最重要的问题
Q：你之前提到，新闻学院的教育其实是与现实脱节的，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
A：我有一次到到高校跟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在讨论“异地监督”的问题，他们说异地监督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其实哪有什么异地监督啊，媒体的报道也许只在本地发行，但当这个事件形成全国的影响的时候，读者也会关注外地事件，这里面也是有公共利益在的。
但那一次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可能学院想当然地认为异地监督是不同省份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
新闻学院往往停留在概念，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报道出来，而新闻学院还在讨论得失的问题。当然不能说不讨论得失，只是当生产出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的时候，你应该讨论的问题的本质，但他会去从一些细枝末节追问，这些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Q：谈到新闻学界与业界的问题，前不久，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了《甘柴劣火》一文，这篇文章使用的“综述”写稿方式引起争议，学界和业界都有讨论，不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A：我觉得还是有洗稿的嫌疑，不管怎么样，你没有获得第一手采集的信息，你没有经过足够清晰地标注。当然他现在也迎合了网络阅读的口味，但是在这一篇文章引用的大量事实都是来自人家第一手的调查。如果援引得当的话，不至于被指责说有洗稿的嫌疑。
Q：这次争议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传统的调查报道比较严谨，但可能在可读性上有所欠缺，这种矛盾怎么调和？
A:我不认为调查报道要写成“爆款”那样。调查报道还是要经过传统流程，信息核查，克制叙述，注定没法跟现在的新闻阅读习惯下那些爆款文章相比。搞成那样其实会损害调查报道的严肃性，对真正想获取信息的人，会影响他对信息的信任度，影响媒体的公信力。调查报道不会刻意迎合读者，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众是喜欢那种加一些调侃式的，或者网络语言等等的东西。
Q：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比较流行，这类新闻作品通常比较注重可读性，想问一下你对非虚构写作是怎么看的？
A: 现在非虚构写作把玩文字搞得很精致，会自我感觉很良好。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它的本质是你没有去关注最重要的问题。反正我没有那样对文字的迷恋。经过正统的新闻训练或者做调查报道出身的人其实不是很愿意做非虚构。现在很多人很迷恋非虚构写作那些东西，我觉得太矫情。之前《惊惶庞麦郎》那篇文章大家都很批评，它放大一些无意义的细节，带着一种恶意。你把一个小人物的那种尴尬的生活的情节放大，说他的头皮屑等等，有什么意义？那里面有很刻薄的东西，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
Q:平常会看一些非虚构写作的作品吗?
A:其实是不太看的，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人写的特别好让我去看一下，看他的风格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有的人确实文字是很精致啊。文字好了也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光去求文字就没什么意思。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就关注真问题吧，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诚实一点，勇敢一点，直面这种最重要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一把虚火，把它搞得很神秘很高大上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可能非虚构写作更愿意关注人性的黑暗面。人性的黑暗面永恒存在，但这个时代的人性不一定就比别的时代黑暗很多。
（陈建佳、黄重重、边韵、江紫涵、沙莎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