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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C19側記：中外記者的共同挑戰，如何成為後真相時代的“搭橋者”？

在今天，以一人之力恐怕難以跨過那些無形的壁壘，但我們可以把自己訓練成更熟練的搭橋者，透過跨境合作來共同發掘和報道有意義的選題。身在會場的哪個角落，你都能看到新聞工作者們三五成群地交流心得，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無疑為跨境合作提供了開花結果的土壤。

在為期四天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各種各樣的故事正發生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它們背後有人在持續地追蹤和記錄。且不論在大會上能學到多少調查報道經驗或新聞呈現技術，單是交流本身，就足夠有意義。因為這是打破刻板印象的開始，是相互理解與協同合作的起點。

小型媒體通常資源都是很有限的，想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甚至在新聞業取得成就，對小型媒體而言並不是那麼容易，但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來自世界各地小型媒體從業者齊聚一堂，分享了自己對於如何用小成本做出重磅報道的經驗。

找數據在中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很多公開的數據可能要麼缺失、要麼格式混亂。記者應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我學習到了不少數據眾包的經驗和技巧。

在深度報道中，如何搜集、整合和使用用戶生成內容？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三位資深記者/學者結合自己在調查蘇丹抗議示威、羅興亞難民危機時的經驗，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在一個虛假信息泛濫、嚴肅新聞被邊緣化、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時代，要如何處理媒體與讀者之間的關係？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的分享與交流，給我提供了許多啟發。

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現場，我見到了三十年前在我的家鄉尋訪偷渡故事的陳婉瑩老師，和她有了許多交流，並相約一起重訪福建長樂。這種跨越時空的風雲激蕩，讓我更確定了自己對家鄉的敘事和書寫的路徑。

為什麼在深度調查報道中運用 AI 技術這麼困難？近期內，深度報道的哪些環節最適合使用 AI 技術？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哥倫比亞大學老師 Jonathan Stray 做了一些研究。

針對性騷擾/性侵的報道並不算「新」，但在2017年 #MeToo 運動席捲全球後，針對這類事件的調查報道越來越被人們所重視。但由於當事人的心理創傷和社會文化的壓力，報道這類案件並不容易。如何為故事找到紮實的證據？如何在採訪過程中避免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傷害？如何突破社會文化的限制，擴大報道的影響力？

隨着技術的發展，講故事的形式也在發生着不小的變化。從播客到互動頁面，從新聞遊戲到虛擬現實，吸引聽眾沉浸到報道之中的方法變得越來越多樣。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來自挪威、德國和美國的新聞人分享了他們各自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