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資料查冊有方 調查記者這樣挖掘獨家(上)

今年1月,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被曝僭建,媒體在此事件的調查上大施拳腳,通過翻查公開資料找出多項證據。調查記者們的查冊功夫看起來眼花繚亂,其實個中章法並不難。深度網特邀《香港01》調查記者Selina Cheng,為我們復盤了當時記者查冊的過程,親授一步步拿到公開資料的步驟。

那些大牛說過的話

首屆亞洲深度報道大會落幕,大牛們在會上分享的“痛並快樂”的經驗和“閃瞎眼”的金句也散落在時間的塵埃里。深度君不辭辛勞,採擷從塵埃中開出的一朵朵花,供諸位欣賞。

挪威大會首日會議精選:如何調查銀行

調查報道的關鍵之一,就是鎖定要調查的對象。在規劃跨境金融報道時,銀行因為資料全、公開度較高,信息相對可信等優勢更容易成為調查線索的突破口。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開展的兩個調查報道項目“Swiss Leaks”和“Evicted and Abandoned”分別從滙豐銀行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入手,且經過了嚴謹的數據分析和驗證步驟,成為跨境金融報道的典範。

調查報道新助力:NGO、專業公司和前FBI的高手們

2015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的亮點之一是跨境報道。今天的腐敗調查記者不再是孤單英雄,而有監察貪腐的NGO組織、專業調查公司以及FBI前探員提供的專業技術和數據支持。調查記者與這些“跨界高手”是如何協作?NGO和專業調查公司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如何最有效地獲取線索?來自透明國際、專業調查公司Mintz集團的主管和前FBI探員分享了他們助力調查新聞的技能、心得和建議。

我們身處在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嗎?

近來,人們熱衷於討論新技術的湧現是否可能讓新聞業突破集權政府的管制而朝着更加民主方向前進。在10月上旬的一個研討會上,我又將這個話題拋向了和我在同一個研討小組的南非、拉美和中國記者們。聽聽他們有什麼看法。

我們為什麼要來亞洲

在過去的20年間,深度報道機構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亞洲卻成為這一潮流中的“三無”地區:沒有調查網絡、沒有年度會議、沒有支持深度報道的基金。但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聰明的領導人知道,要實行反腐和政府問責,他們需要一個深度報道媒體。

深度報道的力量

深度報道影響公共政策和問責機制的例子並不少見。從小鎮報紙到大城市媒體,充當監督角色的記者們不倦地追問:錢花到哪兒去了?權力是如何行使的?全球深度報道網盤點九大深具影響力的案例,向你展示深度報道的力量。